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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冠是不是真的 “希望学生能成为人民的经济学家”,是他生前愿望

发布时间:2020-01-11 12:19:23 热度:4684

金冠是不是真的 “希望学生能成为人民的经济学家”,是他生前愿望

金冠是不是真的,卫兴华,男,汉族,中共党员,1925年10月生,山西五台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系原主任、教授,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经济学科评议组成员。他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和经济学教育家,长期从事《资本论》研究,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作出重要贡献,主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教材是全国影响力和发行量最大的教材之一。他提出的商品经济论、生产力多要素论等,在经济学界影响广泛。荣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第一、二届论文奖。

今年9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根据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17日下午表决通过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予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的决定,授予42人国家勋章、国家荣誉称号。根据主席令,授予于漪(女)、卫兴华、高铭暄“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

今年9月29日上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当时,卫兴华教授因病未能参加颁授仪式。

在得知自己获得国家荣誉时,卫兴华表示:“愿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之树根深叶茂,祝人民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卫老的离去让人痛

他钻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逾60载,甘做理论的“清道夫、保洁员”——

卫兴华:为学当如金字塔

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卫兴华(受访者供图)

几十年过去了,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卫兴华最受学生欢迎的课程,依旧是《资本论》。

在卫兴华的办公桌上,有一套已经被翻看了无数遍《资本论》。翻开书本,书中几乎每一页都写上了密密麻麻的注解。

卫兴华第一次接触《资本论》,是在1950年攻读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的时候。他被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深深地折服。留校任教后,因为坚持独立思考,不愿意跟风,卫兴华在历史浪潮中饱受磨难。正因为这样,不参与现实经济问题教学的卫兴华开始教授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及《资本论》,这也让他开始真正地研究这一伟大的著作。

沿着《资本论》开辟的道路,卫兴华越走越远。如今,他已是公认的中国《资本论》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的权威。凭借在经济理论和经济改革研究方面的卓越贡献,他荣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第一、二届论文奖。2015年年底,卫兴华以其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领域的卓越贡献,获得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

“如果说中外学界的大师们是参天大树,我也许只是其中的一支细细的枝条,或许是其中的一片树叶。”谈起自己的成就时,他仍旧谦逊。

“马克思主义给我最大的人生动力”

卫兴华先后取过三个名字。

1925年,卫兴华出生在山西省一个穷乡僻壤的农村——五台县善文村,家人为他取乳名“玉童”。

卫兴华祖辈世代务农,他说自己“是在母亲穷愁的眼泪和叹息声中长大的”。为了“转换门风”,卫兴华将近6岁时,父亲把他送进本村小学。5年后,父亲又把他送到离村30里的东冶镇沱阳高等小学读书。上高小前,小学老师给他取“官名”卫显贵,希望他将来荣华富贵。

1938年,日本侵略军占领了东冶镇,卫兴华被迫辍学回村务农,但想读书上学的念头片刻未息。怀着读书求学的渴望,1942年,卫兴华考入东冶镇一所中学补学班。这次,轮到卫兴华为自己改名字了。

为取“抗日救国、振兴中华、复兴中华”之意,卫兴华毅然将官名“卫显贵”改为“卫兴华”——要知道,当时东冶镇还驻扎着日本侵略军!

沦陷区学校推行奴化教育。卫兴华不甘学到这样的“知识”,经过多方努力,他离开补学班,通过日军封锁线,到了晋西隰县,考入进山中学。这所学校的负责人是中共地下党员、情报战线的先驱、教育家赵宗复,他对卫兴华多方爱护。抗战胜利后,进山中学迁回太原,在这里,卫兴华有选择地阅读了进步文艺书刊和社会科学读物,接受了革命思想教育。他还被选为学生会理事长,参加了进步社团“投枪社”。

1946年,卫兴华参加了党的地下工作,并于1947年正式入党,后被捕入狱。他在狱中严守党的秘密,没有暴露身份。出狱后,他转到北平继续从事地下工作。1948年11月,卫兴华进入华北大学学习。解放后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卫兴华转读于该校经济系。1950年人大成立政治经济教研室,苏联专家要培养研究生,卫兴华被挑中,成为人民大学的首届研究生。1952年,卫兴华以全优成绩毕业,留校任教,开始了自己教学、研究的治学之道。

读研究生之前,卫兴华连“政治经济学”这个词都没有听说过,由于没有基础,他只好“笨鸟先飞”。所谓“人一能之己十之,人十能之己百之”,卫兴华把全部时间都用来学习,几乎从来没有休过节假日,“虽然苦读书、读书苦,但当自己弄懂和把握了博大精深的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并获得成绩时,又会有苦中有甜、苦中有乐的收获感。”

卫兴华说过,他的命运是和党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党和国家走曲折道路的时候,他的命运也是曲折的。有人问过他,为什么你在各种运动特别在“文革”期间遭受到不公正对待和冤屈,还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满怀信心?

他讲了1949年10月1日的情形。

那一天,开国大典,天安门广场上热闹非凡,人山人海。作为华北大学的一员,卫兴华经过天安门,看到红旗飘扬的时候,他一下想到:“我看到了新中国成立,但他们看不到了。”

那是他的师长、同学、战友。在进山中学、在投枪社,一批共产党员被敌人杀害,和他一起搞地下工作的同志,有8人牺牲。

“我念念不忘这些事情。”他说,“红旗上有他们的鲜血,这个事情我一直忘不了。”

“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给了我最大的人生动力。”卫兴华说,“所以我不能从个人角度考虑问题,而要从国家和人民利益得失的角度考虑。共产党本是追求真理、为人民谋福利的,即使一时犯了错误,也一定能够改正。我相信这一点。”

不唯上、不唯书、不唯风、不唯众

刚刚29岁,卫兴华就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权威和我国学术界的老一辈经济学家“开炮”了。

那是1956年,卫兴华在那年的第一期《经济研究》发表文章,针对当时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以及我国薛暮桥、于光远、许涤新等老一辈经济学家在资本主义级差地租与绝对地租加总计算上普遍存在的错误进行了纠正。

卫兴华一向喜欢在经济理论上思考是非对错。他还在三个问题上对苏联教科书提出不同意见:一是货币没有阶级性;二是抽象劳动不是商品经济范畴;三是反对“固定资本的周转快慢影响利润率高低”的观点。

那是一个奉苏联经验为圭臬的时代,而卫兴华的三个意见,后来都被认为是正确的。

“我搞马克思主义研究,坚持马克思主义,但我不迷信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的话也不是句句是真理。”卫兴华说。

一辈子的学术生涯,他秉持一个信条,“要善于独立思考,肯于独立思考,敢于独立思考,要服从真理”。

随后的几年,他在国内学界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主张全民所有制经济中的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都应是商品。对那时候的卫兴华来说,提出与流行的理论观点不同的意见,进行学术探讨和争鸣,是家常便饭。

改革开放后,卫兴华的研究工作焕发新的活力,在国内较早提出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的理论观点,为推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和改革开放做出新探索。比如,1993年,他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针对之后出现的认识误区,他又进一步提出不能混淆“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这导致在卫兴华身上,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改革开放前,他一直被认为是右倾学者,而现在,他又被看成是左的学者。

“偏右的人认为我左,偏‘左’的人认为我右。其实,认为我是右,因为他‘左’;认为我是左,因为他右。”卫兴华笑言。

无论左、右,在学问上,他只坚持“四唯”:不唯上、不唯书、不唯风、不唯众。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很理解、很了解需要讲什么、该讲什么、上面想让我们讲什么,但我还是要讲真话。做学问、做理论搞投机、讲假话,不是真正的学者。”卫兴华说。

“我还在燃烧呢”

“理论工作者应该学习卫兴华教授,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性,真正做到理论自信。”谈到卫兴华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与发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和经济改革与发展方面做出的重要贡献时,著名经济学家洪银兴极为感佩。

在长期的理论研究工作中,卫兴华提出了诸多前瞻性的理论观点,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改革事业做出了理论贡献。

1959年,他在国内最早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1986年,他最早系统研究和论述了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理论,并提出了纵向二层次调节理论,这与后来中央提出的国家宏观调控下市场经济内涵相接轨。同年,他在国内较早提出探寻公有制的实现形式问题,这又与中央后来提出的探索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的观点相吻合。

对改革和发展中的一些前沿性理论问题,卫兴华也有前瞻性研究。

他在国内较早论证了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同时存在的客观依据;肯定和论述了国有经济之间应进行竞争的问题,突破了社会主义消灭竞争只有竞赛的传统观点;较早提出并坚持效率和公平相统一与并重的分配原则;最先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突破生产力二要素三要素之争,提出运用马克思的生产力多要素论发展我国生产力。对转变经济增长和发展方式问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问题、对改革和搞好国有经济问题,他都有系统深入的研究。

“我觉得目前有一个很重大的问题,就是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些年来我不断地写文章,从正面阐述,力求创新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和阐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澄清一些理论是非。”几十年来,卫兴华笔耕不辍,发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研究》等文章近1000篇,出版《走进马克思经济学殿堂》等著作40多部,成为中国最多产的经济学家之一。

如今,卫兴华已经年过九十,每天学习工作时间仍然不少于八个小时,至今还在担任博士生导师,并经常参加各种学术活动。他说,希望通过勤学、勤思、勤写,继续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做贡献,“我不赞成让老同志‘发挥余热’的提法,我还在燃烧呢!”

既教授知识,也传递信仰

在卫兴华看来,经济学界的好多基本概念、原理,没有被真正搞清楚。经济理论界常常将很多概念混淆在一起。

比如,在英文中,“粗放”和“外延”是同一个字,“集约”和“内涵”是同一个字,许多学者就把我国提出的“由粗放型增长方式转变为集约型增长方式”,理解为“由外延型扩大生产转变为内涵型扩大生产”。

对此,卫兴华明确表明:“我们主张由粗放型增长转向集约型增长,并不否定或忽视外延型扩大生产。”

卫兴华举例说,例如“沽”这个词,可以是买也可以是卖,“待价而沽”就是卖,“拿上酒葫芦去沽酒”就是买。大家都知道买和卖是不一样的意思,所以要具体看这个词用在什么地方。

“基本概念、基本原理,都存在没有真正搞清楚的地方。”在卫兴华看来,这是一个大问题,“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改革开放理论,都涉及这个问题。”

有鉴于此,卫兴华的许多研究都是建立在“搞清楚”理论概念和理论内容的基础之上。有媒体因此称他为“经济理论的清道夫”“保洁员”。

卫兴华常告诉弟子:“做学问,是一种实打实的事,需要付出辛勤的劳动,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来不得半点虚假,没有取巧的捷径。”

如何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精髓传承下去,是卫兴华多年来苦苦思索的问题。在多年的教学中,他坚持把教书和育人结合起来,既教授知识,也传递信仰,并将其作为一条经验。打铁还需自身硬,卫兴华觉得这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学同样适用。

几十年来,他言传身教,学生们耳濡目染。有学生送给他一副词匾:“倾一腔热血,携两袖清风,默默以育人为乐;招八方弟子,探九州方圆,时时凭真诚敬业。”

改革开放后,社会思想日趋多样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一些高校有被边缘化的倾向,学界出现了迷信西方经济学的现象。这引起了卫兴华的深深忧虑。

他觉得,当代西方经济学有许多可借鉴的地方,但不能把它看作是完全科学的东西。如果学生、年轻人不学不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只学西方经济学,不能适应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需要。

2016年4月8日,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第二期高级研修班在人民大学逸夫会议中心举办开学典礼。来自政府机关、中央党校及各地方党校、各高校等百余个企事业单位的220余名正式学员参加学习。

开学典礼上,91岁的卫兴华安静地坐着,没有发言。此前,在1月份的第一期研修班上,他还讲了两个小时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若干理论问题》。

在这次典礼上,他要完成一个愿望。

他要捐出刚刚获得的吴玉章终身成就奖100万元奖金,用于支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学研究、人才培养及优秀成果奖励。

随着主持人宣布捐赠环节开始,他颤颤巍巍举起了捐赠牌匾,和大家合影留念。仪式结束,他拄着拐杖,在工作人员护送下,慢慢走下讲台。

经过听众席,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们自发鼓起掌来。

对座无虚席的会场,他应该感到一丝欣慰。第二期研修班的学员人数,比第一期多了一倍。

他的一个愿望被人广泛提起——

“为学当如金字塔,要能博大要能高。我希望我的学生能够成为人民的经济学家,成为人民拥护的经济学家,替老百姓、替劳动人民说话的经济学家。中国还没有世界级的经济学大师、泰斗,希望中国出这样的大家。”

(中国教育报记者 高毅哲 通讯员 谢天武)

缅怀“人民教育家”卫兴华!

卫老,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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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教育报(记者 高毅哲 通讯员 谢天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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